邢向東 | 新時期以來漢語方言學的發展及其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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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以來
作者邢向东，陝西師範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間，漢語方言研究飛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本文從方言調查研究發展的幾個側面，對這四十年來的方言調查研究的特點作簡單的考察，並不是全面系統的綜述。
中國歷史上，記錄方言的名著不少。如西漢揚雄的《方言》，晋代郭濮的《方言注》，隋初顔之推的《顔氏家訓·音辭》，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清末章太炎的《新方言》等。不過，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方言學，應當建立於高本漢、趙元任、羅常培等對漢語方言的系統調查之後。
1.1建國前的方言調查研究本世紀初，瑞典漢學家高本漢調查了山西、河南、西北等地方言，利用33種漢語方音的材料（包括域外方音如日本漢字音、朝鮮漢字音等），完成了著名的《中國音韵學研究》，奠定了現代音韵學的基礎。高本漢對方言語音的描寫很精細、很到位，可以說是第一部現代方言學的科學論著。之後，由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著名語言學家如趙元任、羅常培，其後如白滌洲、丁聲樹、董同龢、吳宗濟、楊時逢等，先後調查了不少漢語方言，包括單點調查和區域性調查。出版了一批方言研究著作，如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羅常培《厦門音系》《臨川音系》，趙元任、丁聲樹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等，建構起方言調查報告的基本範式，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方言學。白滌洲在30年代曾經調查過關中方言，建國後由喻世長補訂出版了《關中方音調查報告》，這是研究現代關中方言的重要文獻。這時期的方言研究，主要是地點方言和區域方言的語音系統的描寫。
1.2建國後17年的方言調查研究建國以後，國家制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爲了實施推普工作，1957年，由國務院直接領導，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各縣、市的方言普查，歷時兩年完成。寫出了以縣爲單位的《方言調查報告》，有的寫出了《XX地人學習普通話》的小册子。有些省編寫油印了《XX省方言調查報告》。爲了解决方言普查中語言學專家不足的問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連續舉辦了三期“普通話語音研究班”，丁聲樹、李榮先生親自編寫講義，親自授課，研究班在培養推普骨幹和方言調查研究人才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漢語音韵講義》《方言調查詞彙手册》等也成爲學習和研究方言音韵必備的名著和調查表。方言普查是政府主導、專家實施解决重大語言問題的一次成功實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衆多語言學家參加到方言普查中，加快了推廣普通話的進程，滿足了社會發展的需求。語音研究班和方言普查實踐中培養的專門人才，成爲六十年代以後方言調查研究的中堅力量和領軍人物。
六十年代以後出版的影響較大的方言學著作如：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昌黎方言誌》，是丁聲樹、李榮先生親自帶隊、語言所人員調查、編寫，水平極高，成爲寫作地點方言調查報告的範本。袁家驊主編《漢語方言概要》，北京大學語言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彙》《漢語方言詞彙》（王福堂修訂）等，都是對方言研究、語言研究産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比如，王士元先生以漢語方言的語音事實爲基礎提出了著名的“詞彙擴散理論”，其方言材料主要是來自《漢語方音字彙》等。
建國以後的方言研究，由於“文革”而中斷。不過，從調查對象、研究內容、研究範式、研究人才等方面來看，已經爲後來方言學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基礎。
1979年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創辦了專業學術期刊《方言》，成爲全國方言學者的主要陣地。1980年全國漢語方言學會成立，從1981年開始，每兩年召開一次年會，到2019年共召開了20届。同時，幾乎每個大方言都組織了大型的常態性的學術討論會，學術活動十分頻繁。這些學術組織和活動，大大推動了新時期方言學的發展。在語言學學科中，方言學是發展得十分迅速而扎實的一個分支，由冷門變成了顯學。 其中，幾個全國性大項目的實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引領作用。
2.1幾個全國性大項目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或著名語言學家牽頭，集合全國漢語方言工作者進行聯合攻關，完成了幾個大型項目。如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作開展的《中國語言地圖集》調查、繪製工作，中方由李榮先生主持。1987年出版了《中國語言地圖集》。這是漢語研究歷史上的第一部語言地圖集，集中了幾十名語言學家的勞動和智慧，是一次成功的實踐。在《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將漢語方言分爲官話、吳語、閩語、粵語、湘語、贛語、客家話、晋語、徽語、平話等十個區，比傳統的七區說增加了晋語、徽語、平話三個方言區，同時對官話等各大方言都作了新的劃分。方言類型的新區劃，大大激發了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詳見下文。
1986年，陳章太、李行健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七五重點項目《北方話基本詞彙》啓動。項目對北方話的106個方言點的基本詞彙進行調查。1996年出版了五卷本《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包括93個方言點的音系描寫，3200多條詞語對照集，63幅方言地圖。陳章太先生在編纂《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的同時，還發表了《北方話詞彙的初步考察》一文，對北方方言的基本詞彙進行宏觀比較，爲方言詞彙研究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課題（陳章太1994）。這個項目的完成爲共同語基礎方言詞彙的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開創了全新的局面。不過，目前利用這個詞彙集進行北方方言詞彙比較研究的仍然不多。顯示方言研究中對詞彙問題的關注度尚待提高。
李榮先生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本、綜合本），共出版了42個分地點方言詞典，5卷綜合本《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該項目的分卷本有統一的必選詞和完備的體例，自選詞則多多益善，在描寫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作爲詞彙比較、語法比較的材料非常理想，也是研究當地文化、民俗的重要參考書。這是一部體現方言詞彙調查最高水平的方言詞典。該詞典的調查表《漢語方言詞語調查條目表》（《方言》2003），也成爲目前方言調查中常用的調查表。
侯精一先生主持《現代漢語方言音庫》。該項目有統一的體例和內容，共描寫、錄製了全國40個點的方言語音、常用詞彙、語法例句，文字版還有方言音系的描寫和同音字彙。項目成果《XX話音檔》包含錄音帶和紙質版，錄音可以永久保存。這是最早使用現代音像手段保留方言語料的大型項目，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後來還出版了合訂本和光盤版。《現代漢語方言概論》就是其中一項重要成果，是研習方言學的必讀書。
最新的大型項目及其成果有兩項。一是曹志耘先生主編的《漢語方言地圖集》。該項目在調查階段動員了幾十位中青年方言學者，調查點除了省會以外必須在農村設點，對發音人的性別、年齡也有統一的要求，所以它的語料具有高度的同時性，這也保證了方言地圖反映的是共時平面的方言特徵分佈狀况。該成果包括語音卷、詞彙卷、語法卷，共510幅地圖，是漢語方言學史上第一部大型的地理語言學意義上的方言地圖集，開創了漢語方言地理學的新局面。
張振興、熊正輝先生主持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對《中國語言地圖集》有重要的修訂和增補，反映了《中國語言地圖集》出版以來的最新成果。參加調查、繪製的學者都是中青年骨幹力量，201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2各地區方言調查研究的系統成果新時期以來，各地的方言調查更注重系統性和組織性，集體項目很多，合作研究成爲重要趨勢。呈現出某些地區的方言研究逐漸形成高原、高峰的狀况。如山西省在第六、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連續申請到國家社科重點項目，由侯精一、溫端政先生領銜，出版了多本《山西省方言誌叢書》，侯精一、溫端政主編了《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體現了山西方言調查研究的最高水平，成爲研究山西方言和晋語的必備參考書，使晋語及山西方言研究達到全國領先水平。後來，喬全生教授主編出版了幾十部《山西方言重點研究叢書》。
再如，錢曾怡先生主持的《山東省方言誌叢書》。該叢書重視語流音變、方言語法的描寫，成熟一本出版一本，每本都經過主編的親自修改，到目前還在源源不斷地出版新書。後來又出版了《山東方言研究》。山東方言研究成爲北方方言研究中的高峰。
粵語方言研究的集體性項目較多。如詹伯慧、張日昇先生主持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粵西十縣市方言調查報告》等，後來詹伯慧先生又主編出版了《粵方言概要》，對粵語進行綜合比較研究。客贛方言先有李如龍、張雙慶先生主編的《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後有劉綸鑫主編的《客贛方言比較研究》，都是區域型大型合作項目。尤其粵語幾大片方言的調查和《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其組織性、計劃性是非常强的。
湖南省由鮑厚星先生主持，出版了《湖南方言研究叢書》，後來又出版了《湘南土話研究叢書》《湖南瀕危方言研究》叢書。還出版了湖南方言宏觀研究的系統著作，都是集體規劃的。陝西省從2005年開始組織《陝西方言重點調查研究》叢書，目前已出版平利、合陽、白河、西安語法、吳堡、岐山、綏德、韓城等8部，以後還將陸續編纂出版，成熟一本出版一本。2012年江蘇省由顧黔教授組織出版了《江蘇省方言研究叢書》。
2011年，錢曾怡先生主編的《漢語官話方言研究》出版。該書由多位官話方言、晋語研究的青年學者合作完成，錢先生親自把關。是官話方言語音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
總之，新時期以來，各大方言都有大型的叢書或調查研究報告出版，而且質量都比較高，表明漢語方言研究已經完全擺脫過去人自爲戰的零散局面，跨入了系統調查、深入研究的新階段。
近年來大型集體性研究項目的新熱點是：漢語方言口語語料庫建設：如顧黔、劉俐李、詹伯慧先生主持的項目。語言地理信息系統建設，如潘悟雲、范俊軍先生主持的項目。方言與文化典藏類項目，如曹志耘先生主持的項目。地理語言學和漢語方言地圖類項目，如邢向東主持的項目。隨着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開展，方言文化資源的保護、開發研究也已成爲一個新的熱點。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上所有大項目都是由一兩位專家帶領衆多學者合作開展的。它們的成功既反映了學術帶頭人的引領作用，更體現出在中國特有的科研體制下，學術界合作幹大事的優勢，以及方言學界團結合作開展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
1987年《中國語言地圖集》出版前後，方言分區問題引起熱烈討論。1985年，李榮先生關於方言分區的幾篇論文發表後，漢語方言分區就成爲方言研究的熱點問題，而且歷久不衰。李榮、王福堂、丁邦新、陳章太、李如龍、詹伯慧、溫端政、張振興等先生，都發表了關於方言分區的重要論文。如閩語的分區，晋語、平話、徽語的獨立，客家話和贛語的分合等，都成爲方言研究的熱門話題。對晋語能否獨立爲一個大方言，許多著名學者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有些問題的爭論到目前仍在進行，不過大家的目標已經從爭出一個結果轉移到在更高層次上考慮漢語方言分區的理論和方法上。李小凡先生從方法論入手，重新審視了以往關於漢語方言分區的各種意見，將方言分區分解爲劃類和鑒別兩個不同的步驟，對不同觀點在方法論上的特點和問題進行了梳理，在理論和方法上提高了學界對方言分區問題的認識（李小凡2005）。
方言分區問題的討論，大大激發了方言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深入田野，調查方言，挖掘事實，用新事實、新方法、新理論對方言分區的現有成果進行補正。目前方言學專業的博士論文，甚至碩士論文，都有涉及方言分區的，可見分區問題對方言研究的巨大促進作用。分區問題的討論也在方言學界培育了“擺事實、講道理”的良好學風，成爲整個學科的寶貴財富。
3.2調查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3.2.1傳統的方言調查研究注重語音，輕視詞彙、語法，這一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糾正。
詞彙方面，突出地表現在大型方言詞典的編纂上。還有方言特徵詞研究的提出和開展。方言特徵詞研究肇始於美國著名語言學家羅杰瑞用10條詞彙、語法特徵將漢語方言劃分爲北方方言、近江方言和遠江方言，以及陳章太、李如龍先生對閩語內部的一致性和差異性的研究。李如龍、張振興等先生對於方言特徵詞都發表過重要論文（李如龍2002，張振興2000）。李如龍組織研究力量開展了漢語方言特徵詞的系統研究，出版了《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一書。方言特徵詞研究的難點在於，特徵詞需要通過大面積的比較才能提取，同時“一級特徵詞”和“二級特徵詞”的劃分也缺乏客觀標準。因此方言特徵詞研究的熱度沒有持續下去。筆者曾經發表過《關於深化漢語方言研究的思考》（邢向東2007），對進一步深化漢語方言詞彙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們認爲，方言詞彙的區域性比較，同義表達手段的比較，從不同方言借入的外來詞的比較，特殊結構的方言詞彙，表特定語義（如小稱義）的方言詞彙等，都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目前漢語方言詞彙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出版了幾部專門研究方言詞彙問題的專著，比如羅昕如對湘南土話詞彙、趙紅梅對四川方言詞彙的研究。今後的方言詞彙研究應當在深入調查上下功夫，應當與方言文化相結合，與搶救性、典藏性、開發性的研究相結合。
3.2.2方言語法研究日益受到重視。
呂叔湘先生是近代漢語研究的開創者。他在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中，非常重視方言語法。如呂先生在《釋<景德傳燈錄>中在、着二助詞》中，就利用了吳語方言的材料來論述“在、着”二助詞的來源和演變。新時期以來，朱德熙、邢福義等著名語法學家高度重視方言語法研究，先後發表重要的研究論文，引起方言學界和語法學界的高度重視，起到了引領作用。朱德熙先生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連續發表了幾篇重要論文，如1985年發表《漢語方言裏的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第1期），1991年發表《“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佈》（《中國語文》第5期），引起了方言學界關於反復問句的大討論。朱德熙（1993）明確提出近代漢語、現代漢語普通話、方言語法三者比較研究的重要意義。邢福義先生提出語法研究的大三角和小三角理論與方法，大三角指的是普通話、方言、古漢語三個方面的比較、印證。他還發表了《小句中樞說的方言實證》（《方言》2000年第4期）、《“起去”的普方古檢視》（《方言》2002年第2期）等論文，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他們的研究在理論、方法上具有新的開拓，有的論題也成爲方言語法研究的熱點問題。一批中青年學者加大了方言語法研究的力度，成爲90年代以後方言語法研究的中堅力量。如李小凡、劉丹青對蘇州話、吳江話語法，錢乃榮對上海話語法，施其生對閩南方言潮汕話語法，汪國勝對湖北大冶話語法，項夢冰對連城客家話語法，曹志耘對金華湯溪話語法，羅福騰對牟平話語法，喬全生對山西方言語法，邢向東對內蒙古晋語和陝北晋語語法，以上的調查研究都比較系統、深入，在描寫的同時進行解釋，提升了方言語法的研究水平。在大家的努力下，方言語法在構詞、重叠、代詞、體貌、疑問句、特殊句式、情態和語氣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展。方言語法研究煥發出勃勃生機，成爲方言研究的新熱門。
李如龍、張雙慶主持的“東南方言語法比較研究計劃”，每年舉辦一次會議，用同一個調查表進行調查，集中討論一個專題，出版一個論文集。先後出版的《動詞的體》《代詞》等論文集，都是質量很高的研究成果。這種集中一個問題開展討論的模式，已經成爲目前小型論壇、工作坊的通行模式。兩位先生在這方面具有開創之功。
近年來，史秀菊（山西方言）、宗守雲（張家口晋語）辛永芬（河南方言）、林華勇（粵語）、王健（江淮官話）、盛益民（吳語）、唐正大（關中方言，語法理論）等新一代方言語法學者崛起，他們在研究理論、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上都展現出新的氣象。隨着語法化理論與漢語史研究、漢語語法研究的結合，方言語法研究又有了新的視角，它的理論價值也更加凸顯。
3.3.3語言接觸現象的深入考察
本世紀初在哈爾濱召開的首届漢語方言語法國際學術研討會，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將方言語法研究與民族語言研究相結合，促使學界關注兩者的密切關係。早期的漢語方言與民族語言的接觸研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東南方言與壯侗、苗瑤語的接觸和關係上，在這方面，李如龍、王福堂、陳保亞等先生都有重要的成果。比如對晋語、西北方言中指代詞“兀”的來源，對西北地區方言中第三人稱代詞和遠指代詞同用問題，都從語言接觸的角度做出了新的解釋。學界對西北方言在中亞地區的變體——中亞東幹語的關注點，也多集中在語言接觸及其結果上。目前甘青地區方言語法中的語言接觸問題，已經成爲方言學和語言理論研究的熱點，貝羅貝（法）、羅端（法）、曹廣順、徐丹、楊永龍、張安生、敏春芳、莫超、周晨磊、馬夢玲等，先後調查了甘肅唐汪、青海西寧、民和（回民話）、甘溝、周屯、劉屯等方言，對方言語法中的接觸現象及其影響進行系統考察和理論思考，在國內外的影響越來越大。筆者認爲，西北方言中特殊的連讀變調，應當和漢語與阿爾泰語系諸語言的接觸有關。西北地區回民漢語、漢民漢語的社群變異，也是同語言接觸密切相關的研究課題。
此外，方言地區人民語言生活狀况的調查，民間文學中的語言、方言問題，出土文獻（如吐魯番文書、民間契約）中的方言問題，近幾年來頗受重視，可能成爲方言研究新的增長點。
新時期以來，方言語音研究的視野逐步拓展，研究日漸深入。如在語音研究中，由過去主要重視音系描寫，逐步將目光投向文白異讀和連讀變調、語義語法變調、兒化、輕聲、分音、合音等共時音變現象，向真正的活的口語研究轉移。這些研究對深入認識方言特點，探求語音演變規律，認識語音與語義、語法之間的複雜關係，具有重要價值。
4.1文白異讀與語音歷史層次研究隨着文白異讀現象的深入發掘，以及“叠置式音變”理論的提出和論述，文白異讀研究在很長時期內成爲方言研究的熱點。文白異讀既是共時現象，又是歷時現象，隨着研究的深入，共時平面的觀察很快就延伸到了方言語音歷史層次的離析，徐通鏘、丁邦新、王福堂、李如龍、劉勛寧、王洪君、楊秀芳、陳忠敏等先生都對文白異讀所反映的語音歷史層次進行過考察。這一研究領域的展開，使學界對方言語音中叠置的不同歷史層次以及歷史比較法在漢語史研究中的應用有了新的認識，認識到語音層次的離析是建立科學的漢語語音史的必要步驟（丁邦新主編2007）。
需要指出的是，方言的歷史層次不僅存在於語音層面，也存在於語法層面和詞彙層面。梅祖麟先生提出方言語法中存在歷史層次，並做了開創性的研究。比如晋語方言語法中就存在元白話的層次（邢向東2018）。
詞彙中也存在不同歷史層次。不過這一點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論證。我們在《秦晋兩省沿河方言比較研究》中提出了秦晋沿河方言詞彙中的“底層詞（區別於普通語言學中的“底層詞”）、上層詞”的概念，這兩個概念可以較好地離析詞彙的歷史層次。不過由於詞彙的滲透性極强，詞彙史本身的研究比較薄弱，所以探討其歷史層次更加困難。
4.2各種共時音變現象與語義、語法的關係新時期以來方言語音研究的另一個新動向，是方言語音中的各種共時音變（又稱“變音”）現象及其與語義、語法的關係備受關注，而且歷久彌新，熱度不减。如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Z變韵和D變韵，從賀巍（獲嘉方言）、田希誠（和順方言）、沈慧雲（晋城方言）等先生系統報道和描寫以後，引起極大的關注。研究主要是從它們的功能和理論價值兩個維度展開。從語音理論著眼的，如王洪君、陳衛恒等先生發表了多篇重要論著，目前仍然是方言語音乃至音系學理論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從功能著眼的，如辛永芬、韓寶育等將浚縣、岐山方言（韵母拉長且可能伴隨變調，韓寶育先生叫“韵母局部重叠”）的音變現象同語法結合起來研究，體現出變音現象在方言語法研究中獨特而重要的價值。
再如連讀變調。《方言》雜誌創刊伊始，曾經連續發表過多篇方言連讀變調的長文，引起了方言學界對連讀變調問題的强烈關注。比如，北部吳語連調中的“廣用式”“窄用式”變調同詞的內部結構關係密切，平遙方言中動賓組合的連讀變調與其他結構不同，聲調調值的“環流”現象（平山久雄2006），使學界對連讀變調及相關現象的認識大大深化。五臺在《關於連讀變調的再認識》中提出了關於“變調”與“本調”之間關係的新認識，進一步闡發了丁邦新等提出的“變調”即“本調”的觀點，引起較大的反響。2018年，陳保亞、張婷發表《對立的充分性和最大對立環境》，認爲三聲調的蘭銀官話，應當以連讀變調作爲調位分析的基礎，從音系學角度對這一觀點做了進一步的思考。是這一討論的深化。
在連調中，除了和語音條件有關的變調，還有一些跟語義、語法有關的特殊變調，如重叠變調、兒化變調、小稱變調等等。在晋語、湘語和西部官話中，一些固定格式的合成詞和語法結構，如AA、ABB、AAB、AABB、AA兒、AA子式名詞，AA兒式形容詞等，大都形成了固定的連調模式。擴展開來看，西北方言中的連讀變調和“輕聲”，有和其他北方方言很不相同的特點，其中“不輕的輕聲”最爲突出，已經形成了低高、高低搭配的連調模式。劉俐李先生在烏魯木齊、焉耆等方言的語音描寫中，對不同類型的連讀變調做了清晰的區分與描寫，李倩在中寧方言的連讀變調中，也區分了“連調甲”和“連調乙”（李倩2001）。筆者曾就此提出“雙音節語音詞後字調位中和”的觀點，最近又提出了西北方言中存在“詞調”的觀點，認爲它跟連讀調（組合變調）屬於不同層次的連調現象，應放到詞彙、語法層面上加以考察。這種詞調的考察，在語言學理論上（如語言接觸理論）具有重要意義，在構建漢語語音史、西北方言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而獨特的價值（邢向東、馬夢玲2019）。
在新時期的方言語音研究中，實驗語音學方法對於認識漢語某些方言的音系格局、語音特點起了重要作用。如對聲調的描寫，對輕聲的認識，對吳語濁聲母的認識等。計算機技術、數據庫技術、大數據等在方言研究中的作用越來越受重視，方言調查軟件逐步推出。目前許多學校正在建立語料庫和地理信息系統，潘悟雲、張維佳等先生的研究是其典型代表；關於語音格局，石鋒爲代表的研究頗值得關注；關於實驗語音學和音韵學、語言理論研究相結合，以及音法演化等，朱曉農、麥耘等先生的研究多有突破。
5.2比較方言學受到廣泛重視經過多年的調查、描寫，方言事實得到了充分的挖掘，材料越來越豐富。從研究方法看，方言學橫跨結構主義語言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兩大流派，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主要方法就是比較法。因此，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比較研究成爲方言研究中的一大特色。橫向比較如方言與方言，方言與普通話，縱向比較如古代漢語——近代漢語——現代方言之間的比較，目的是以古證今，以今證古，把古今漢語貫通起來，或者構擬本方言較早時期的語音系統，探求語言演變規律。方言和漢語史研究的關係越來越近。李如龍曾撰文指出，二十一世紀是方言比較研究大有可爲的時代（李如龍2001a，2001b）。事實上，方言比較已經成爲一種研究範式，甚至一種時髦。語法化理論、語言類型學的引進、消化、吸收，使得方言比較研究有了更明確的理論目標和價值。
在進行方言比較的同時，學術界並沒有忘記歷史文獻在漢語史、方言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魯國堯先生提倡歷史文獻考察和比較法的新“二重證據法”，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重視。魯國堯、喬全生等先生利用這種方法，在方言歷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魯國堯2002，2003，喬全生2008）。
5.3社會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的運用游汝傑先生力倡將社會語言學理念和方法與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相結合。國外經典的社會語言學研究是對城市語言中語言變異現象的考察，比如拉波夫的紐約城市語言變異研究。變異研究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調查、分析的程序和手段，這些方法都可以引進來調查漢語方言，如新老派的方言差異，方言學界就非常重視。在一些方言變化較快的地區和語言接觸頻繁發生的地區，這種類型的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如郭風嵐《宣化方言及其時空變異研究》，就是突出的成果。再如對“地方普通話”，也可以用社會語言學方法進行考察，已有的研究如郭駿《溧水“街上話”研究》等。隨着語保工程的推進，“地方普通話”有可能成爲下一階段方言研究、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熱點問題。筆者認爲，帶普通話味兒的方言（普通地方話）和地方普通話的界限是聲調：聲調大致屬於普通話，聲母韵母即使再不標準也是地方普通話；而如果聲調是方言的，聲母韵母再標準也只能算帶普通話色彩的方言。
5.4地理語言學的進展地理語言學在中國頗不發達。過去我們受到歷史比較語言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影響，將方言地圖作爲方言研究的輔助手段，儘管成果不少，但沒有獨立的學科地位。漢語研究中真正意義上的方言地理學研究是四十年代比利時賀登崧神父對大同、宣化地區方言的調查，其成果是由岩田禮、石汝傑翻譯的《漢語方言地理學》（賀登崧 2003）。日本的地理語言學受到民俗學和賀登崧的影響，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其中岩田禮、太田齋先生是研究漢語方言地理學的代表，代表作如岩田禮的《漢語方言解釋地圖》。近十多年來，受到日本方言地理學的影響，曹志耘、項夢冰等學者大力提倡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主要成果如《漢語方言地圖集》，項夢冰、曹輝的《漢語方言地理學》，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顧黔、石汝傑等《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等。地理語言學的研究大有可爲，已經成爲中國語言研究——尤其是漢語方言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
新世紀以來，方言與文化結合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動向，逐漸變熱。1987年，在“文化語言學”的潮流中，就有一個“方言文化流派”，代表作是游汝傑、周振鶴的《方言與中國文化》，這部著作引起大家對方言與地理、行政區劃、移民史等文化現象的關係的思考和考察。
近年來，方言與地域文化的關係受到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强烈關注，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涌現。這類研究首推侯精一等先生主編的《漢語方言民俗圖典》，叢書將方言與民俗有機結合，將文字和圖片有機結合，所有照片都是作者親自拍攝的第一手材料，創新意義極强。曹志耘主持的《中國方言文化典藏》，也是一項方言文化保護、研究的重要成果。方言與文化相結合的研究，方言文化資源的保護與開發研究，已經形成强勁的發展趨勢。
餘論
2015年由國家語委牽頭實施的《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將語言文化資源保護作爲一項國家工程，動員了全國幾乎所有的方言調查力量，調查了1700多個一般方言點，100多個瀕危方言點（以上數字均不包括民族語言）。目前語保工程第一期已接近尾聲，第二期即將開始。我們相信，隨着這項工程的開展，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工程的實施，方言學與國家文化建設、社會發展的關係會越來越密切，方言研究必將迎來更大的發展，創造新的輝煌。
参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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